聚焦“疫情下的中国消费：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势”，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本文字数：11845字

阅读时间：30分钟

1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7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联合主持，聚焦“疫情下的中国消费：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势”，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刘元春、毛振华、沈建光、滕泰、关利欣、邹静娴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 2022年消费概况：整体处于历史低位，对经济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在大幅减弱

二、 消费的结构性变化

三、 消费走势的分析

四、 对消费的未来判断

五、 刺激消费的若干建议

摘要：

（1）整体而言，今年消费处于历史低位，这一点无论是和去年数据亦或是更长时间段数据相比均成立。今年年内消费增速大致呈现先降后升的“类V型”曲线。虽然消费增速自二季度开始有所回升，但回升的基础并不十分稳固，消费的疲弱也导致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有所下降；（2）分结构来看，当前表现较差的消费主要有两类，一是高接触类消费（如：餐饮、文教娱乐、交通运输），二是地产相关消费（如：家具、建筑与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3）消费疲弱的原因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原因，包括：居民收入增速的绝对放缓和相对（GDP增速）放缓，消费场景受限以及居民信心的大幅下降；微观层面，一是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同时也是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财产性收入增速趋势性放缓。同时居民收入中的“压舱石”——占比超六成的工薪收入，近年来越来越“压不住、跑不动”。此外，由于疫情对于低收入群体打击更大，因此2019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所扩大，这也不利于整体消费；（4）下一步政策中，第一要务无疑是提高防疫政策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此外，为了改善就业状况及市场预期，可以考虑出台一些“以工代赈”项目以及标志性项目；货币政策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眼下应当是利大于弊；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消费券的发放。基于目前已有案例来看，消费券的效果强（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接近80%）且快（时效以周为单位）。尽管可能存在一些操作过程中的问题，但相比于补贴企业端等做法，消费券可能是当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更佳选择。

一、2022年消费概况：整体处于历史低位，对经济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在大幅减弱

1、全年呈“类V型”变化，整体处于历史低位

1）2022年消费整体先降后升，呈现“类V型”走势

前期受一系列外部超预期冲击（受俄乌冲突、高温干旱、疫情反复）影响，消费增速出现了快速下滑。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当月同比增速来看，2022年3-7月连续5个月社零同比增速均处于负区间，最低点出现在4月份，当月社零名义及实际同比增速分别跌至-11.10%和-14.02%。4月份后消费增速有所复苏，但“V型”右侧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虽然8月份社零实际增速一度回升至2.23%，但9月份数据又跌至负区间（-0.68%），10月社零名义和实际增速更是双双转负（-0.5%和-2.7%）。正因如此，我们将其称为“类V型”走势。

2）目前整体处于历史低位

当前消费十分疲弱：如果和2021年数据相比，可以看到今年消费即便是在8、9月份有所回升之后，所处水平也大大低于2021年消费增速。如果将数据置于有数据以来（1995年）的更长时间段来看，可以发现当前消费处于一轮自2008年开始的下行区间里，且下跌趋势还没有明显止跌迹象。

2、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和拉动作用都大幅减弱

消费疲软的一个结果就是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均大幅下降。按照GDP支出法中三大需求的划分，如果比较今年前三季度和去年同期（2021年前三季度）三大需求对于GDP的贡献，可以发现：2021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达到62.1%，对于当年的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截至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于GDP的累计同比贡献率为41.3%，远低于去年同期贡献率。与之对应的，是净出口和投资对于GDP贡献率均有所提升：2021年前三季度两者对于GDP贡献率分别为20.0%和18.0%，而2022年三季度两者贡献率分别达到32.0%和26.7%。比较三大需求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也会发现2022年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远远弱于2021年：2021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达到6.09个百分点，而2022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GDP的累计同比拉动作用仅为1.24个百分点，下降4.8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于GDP的拉动作用虽然在2022年前三季度也相较于2021年同期有所下降，但降幅（分别为0.96和1.0个百分点）均远小于消费。考虑到2021年可能存在较强基数效应（2020年的弱消费），我们也可以将今年前三季度数据与2020和2021年前三季度均值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消费对于GDP的拉动有大幅下降（降幅0.9个百分点）。

二、消费的结构性变化

除了消费整体数据外，我们还将考察消费的结构性变化：（1）以统计局八大类消费品分类来看，疫情发生后消费占比有所下降的消费品类（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项目、衣着）大多源于疫情导致的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而家用设备用品及服务的下降可能与房地产的下滑有关；消费占比有所提升的类别主要是医疗保健、食品和居住；（2）从行业角度来看，当期消费的拖累主要体现在高接触类行业（如：餐饮、娱乐、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相关行业（如：家具、建筑与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

1、不同类别（统计局八大类）消费品支出增长的分化

对消费分类的一种方式是按照统计局的八大类消费品分类法，即：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如果对比2022年（截至9月份累计值）八大类消费占比与2021年和疫情前的2018年消费结构变化：其中左图展示了消费占比有所下降的消费品类，包括：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中又以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比降幅最大。具体而言，2018年该项支出在消费品支出中占比为11.39%，而截至2022年9月，该项占比已经跌至10.05%；右图展示的是消费占比有所上升的消费类比，包括：医疗保健、食品和居住。

综合这两幅图景，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消费占比有所下降的消费品类大多源于疫情导致的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这直接体现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项目、衣着上，而家用设备用品及服务的下降可能与房地产的下滑有关；消费占比有所提升的类别中，医疗保健、食品、居住都多与疫情有直接关联。

注：2022年指截至2022年9月数据；“其他商品和服务”类因内涵不详在此不予展示。

2、按细分行业：高接触类、房地产相关行业消费拖累最为明显

分行业来看，拖累消费的主体行业有两类：一是高接触行业，二是地产相关行业：

疫情发生以来，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高接触类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疫情的多点散发使得高接触类行业受到极大冲击，这一结论也与前述八大类消费品结论一致。以文娱行业为例，该行业的观影人次、票房收入在今年以来都经历了大幅度回落。尽管5月开始有所反弹，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仍不及2020年同期，说明服务业消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的影响。再如，餐饮类消费9月同比增速-1.7%，10月份增速更是进一步跌至-8.1%，显示出疫情对于接触类服务业的极大冲击。

三、消费走势的分析

1、宏观层面解释：消费能力+消费意愿

从宏观层面来看，导致消费疲弱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收入增速的放缓，既有绝对的放缓，又有相对（GDP增速）的放缓，2）消费场景的受限，以及3）消费者信心转弱。下面我们将依次展开讨论：

其一，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且持续低于GDP增速。可以用来解释消费的理论不少（如：凯恩斯、费雪、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等人均提出过经典的消费理论），但众多理论中，收入无疑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疫情之后居民收入的放缓体现为绝对和相对放缓两方面：

1）绝对增速的放缓

疫情发生之后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增速一度从2019年一季度的5.9%大幅跌至2020年二季度的-2%。此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开始回升，但此趋势在2021年后开始掉头向下。从2022年数据来看，虽然三季度数据（2.3%）较二季度（1.9%）有所反弹，但整体仍处于历史低位。

2）相对增速的放缓，这可能引发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恶性循环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从2013年后（除2020.03外）开始持续地低于GDP实际增速。在低增长背景下，一旦居民收入赶不上GDP增速，可能引发“低增长-更低收入-弱预期、弱消费-低增长-…”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其二，与防疫政策有关的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也在客观上抑制了消费。

其三，消费的疲软还与居民的弱预期有关。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强调预期对于消费的重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时任总理温家宝也提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事实上，疫情发生后消费者的信心并不是始终都弱，相反，消费者信心在2020年到今年一季度期间整体都处于较高水平，和疫情前差异不大。但在今年一季度后，消费者信心出现断崖式下降，尤其是对就业的信心，今年3-4月消费者就业信心指数一举从116.1跌至79.4。

今年一季度以来消费者（尤其是对就业）信心的大幅下降也是与就业市场状况一致的：一方面年轻人（16-24岁）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尽管在经历了7月份峰值（19.9%）后有所回落，但整体仍处于历史高位；另一方面，25-59岁群体的失业率近期还有所抬头。

2、微观层面解释：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收入结构恶化

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以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为例，两者合计占比超7成。就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而言，股市的“跌跌不休”以及理财产品的频频“爆雷”无疑会侵蚀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据王湘红等（2022）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发现，在居民的各类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转移性收入次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不仅如此，就各项收入来源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来看，财产性收入主要用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这些需求弹性较高的消费类别上，而工资性收入主要用于居住支出。这一结果也很符合直觉：因为财产性收入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是意外之财，很可能拿去用于一些需求弹性较高的消费。但工资收入——作为稳定性最高的收入来源，主要会用于交房租、还房贷等刚性支出。联系前面内容可以看到，财产性收入主要用于的消费种类中，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恰恰也是近期消费疲弱的主要类别，由此可见财产性收入对于拉动消费的意义。

除财产性收入外，工薪收入——作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超过6成的收入来源，可以说是居民收入的“压舱石”。但就该项收入而言，可以说既有近忧，又有远虑：近忧体现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远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可归纳为“压不住”和“跑得慢”。“压不住”是指从收入构成来看，作为居民收入“压舱石”的工薪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其峰值出现在2004年，达到76%，此后不断下降，最新2021年数据仅为60%。“跑得慢”是指就增速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增速从2010年起持续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低于GDP增速。

注：作图为城镇居民人均年工薪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变化情况；右图中“增速差”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人均工薪收入增速”。

疫情不仅会影响整体收入和预期，还会对不同群体产生异质性影响，集中表现为低收入群体承受着疫情带来的更大冲击，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会进一步抑制国内需求。

疫情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打击是不一样的，集中表现为经济脆弱性更高的低收入群体正承受着疫情带来的更大打击，但城乡的具体表现又略有差异：如果分别考察城乡中不同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以发现：对于城镇居民而言，2019年时高（收入最高20%）、中（收入居中20%）、低（收入最末20%）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不仅十分接近，事实上低收入户的增速还是三组中最高的，三组增速分别为7.98%、7.61%和8.08%。但情况在2020年有了很大变化：当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下滑，跌至0附近（0.31%），增速跌幅接近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高、中收入户的收入增速虽然也有下滑，但程度明显小于低收入户，两组降幅均小于4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显示出中高收入组在面临不利冲击时的抗压性差异。此后（2021年），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虽有回升，但依旧低于整体收入增速。

注：“高、中、低”分别指城镇/农村收入前、中、后20%收入户。

对于农村居民，低收入户的形势同样严峻，但具体表现形式又略有不同——主要是低收入户增速变动趋势很不乐观——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趋势始于2019年，目前仍未得以扭转。相比之下，中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已经从2020年开始止跌回升。

注：“高、中、低”分别指城镇/农村收入前、中、后20%收入户。

除收入增速差异外，考察收入差距的另外一个指标可以观察城乡收入最高20%和最低20%收入户的收入之比。以此指标来看，城乡的收入差距在疫情后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农村。不仅如此，疫情可以说是打断了自2016年开始农村持续的收入差距改善的良好局面。

3、更进一步讨论：为何疫情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更大冲击？

为何疫情会对低收入群体产生更大的影响呢？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1）从行业特性来看，低收入群体往往更多从事于高接触类行业，这也是导致这部分群体受到更大疫情冲击的原因

此次疫情一大特点就是主要冲击接触类服务业（如：餐饮住宿、酒店旅游等），而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服务业一般相较于制造业周期性更弱因而所受冲击较小。在这些高接触类服务业中分布了大量的低技能、低收入群体，这也是此次疫情对于低收入群体造成更大伤害的重要原因；

2）此次新冠疫情兼具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双重属性，两者都会推动自动化进程，由此不利于低收入群体

相比于以往的大流行病（如：黑死病、霍乱、天花、非典型性肺炎、H1N1型流感等），新冠肺炎疫情的独特之处在于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深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这是历史上其他大流行病所没有发生过的，而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两者都会加速自动化程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危机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很高的病毒传播风险，同时疫情期间人流、物流不畅，为此企业有动力通过自动化以规避疫情带来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从经济衰退角度看，大部分的经济萧条或衰退事后来看都成为了孕育技术进步的土壤。例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加速了流水线生产的技术推广。鉴于企业在自动化方向的进步基本属于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可以预计自动化替代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会是一个长期影响；

3）除自动化因素外，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普及也更加不利于低收入劳动力需求

Angelucci等（2020）发现美国疫情严重期间（2020年3-7月），不可居家办公者的失业率是可居家办公群体失业率的3倍。考虑低技能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难以实现居家办公，因此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模式普及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四、对消费的未来判断

制约当前消费的因素有多种，这其中部分原因与疫情管控相关，预计将随着疫情的消退而逐渐减弱，因此可认为是短期影响。但还有部分因素是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影响，这些影响即便在疫情结束后也可能长期存在，而这些变化是更需要政策关注的。疫情终将结束，因此区分影响机制的长期/短期性，对于我们对未来消费判断以及政策制定都十分必要：

我们认为相对短期的，也就是大概率会随着疫情消退、防疫政策的精细化而较快结束的问题有：高接触类、社交类消费品的颓势（包括：餐饮住宿、化妆品、交通通讯等），以及因居家办公普及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更大打击。

除此之外，需要政策额外关注的是疫情带来的一些长期问题，主要有：居民收入增速的放缓以及信心的走弱；收入分配恶化问题；中小企业的退出、市场结构向大企业的进一步聚集；疫情期间发生的自动化替代过程，这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五、刺激消费的若干建议

根据当前消费疲弱的原因，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疫情防控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

当前消费的疲弱，无论源于接触类消费的疲弱还是居民收入增速的放缓，很大程度都与人流、物流受限有关。因此下一步的第一要务还是提高疫情防控的精准性。

2、出台部分“以工代赈”项目以及标志性项目以改善就业状况及市场预期

拉动消费的根本在于收入和预期的改善，而这些都离不开就业市场的好转。为此，面向大学生的“以工代赈”项目以及一些标志性项目的推出可以较快改善就业形势，同时向市场传递明确的积极信号。

3、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

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此次疫情中消费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主要有文娱旅游、交通通信、家用设备等，针对这些行业需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例如：家用设备行业可以考虑对绿色家电或是家电以旧换新进行补贴；通信行业可以考虑降低上网资费等。

4、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利大于弊，应继续坚持

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有两方面大益处：一是有利于“保企业”，二是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拉动内需：基于笔者一项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主要机制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和工资水平，并且这一“保就业”效果对于就业稳定性差的群体更为明显。可以看到，宽松货币政策主要起到的“保就业”效果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效果对于当下中国都十分必要。

相较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利，我们认为相应带来的弊端尽管存在，但弊小于利：

1）就可能的收入分配恶化而言

对于文献中谈到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恶化收入分配的渠道（主要指高收入群体在宽松信贷政策下会获得更多资本收益），笔者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支持证据，主要原因在于高收入群体的资本收益无论在宽松或是紧缩货币政策下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2）就可能的通货膨胀担忧而言

当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说是最小的。这是我们宝贵的政策空间、珍贵的政策“弹药”，必须“当用则用”。

3）就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担忧而言

长期左右一国汇率和资本流向的根本因素还在于对于一国的增长预期。有一种担忧认为在美国不断加息背景下，中美货币政策的不同步可能导致大规模资本外逃。但从长期来看，影响国际资本流向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对于中国增长的预期，而非利差。从长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素来有能力保持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2015年12月-2018年12月期间，美联储先后9次加息，这期间我国央行仅有3次跟随加息。这期间尽管中美货币政策并没有始终保持同步，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基本面波动。

5、利用中国的信息化优势，可以考虑消费券的发放，但需警惕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策不公问题

在消费疲弱的大背景下，对于消费券的呼声很高，基于现有案例来看，消费券的效果应该是强且快。此外，相比于对企业供给端的补贴、救助，需求端措施可能带来的长期扭曲要小。下面，我们将梳理现有关于消费券的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两方面：效果怎么样和具体怎么做。

效果如何：

1）消费券可以有效刺激消费——边际消费倾向（MPC）大致介于50%-80%之间

有几组相关案例可供参考：其一，新加坡案例。2008年新加坡给国民派发合计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红包，摊到每个人头上大致是300-400新元（约合人民币1500-2000元）。微观追踪数据发现边际消费倾向大概是80%；其二，香港案例。2021年香港对有永久居留证的市民发放了5000港币电子消费券。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等人研究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也是80%左右；其三，中国内地案例。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梳理了疫情发生后中国内地的消费券发放情况，估计临时性消费券或消费补贴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50%。综上，预计消费券能产生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于50%-80%之间。

2）刺激效果强且见效快，时效以周为单位

宋铮等人基于香港案例发现，第一次发放消费券（2000港币）后，收到消费券的市民（实验组）相比于控制组消费金额增加了600多港币，第二次发放消费券后，实验组当周消费增加900多港币。消费券发放4周后消费增长占消费券价值一半。

3）所需规模

规模太小用处不大，对于内地所需规模大致在万亿级别。

下一步是“怎么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以中央筹资为主，再合理分配到地方

鉴于各地财政状况相差较大，同时如果各地分别出台消费券措施在政策协调上难度较大，可以考虑先中央筹资，后分配到地方的做法。

2）瞄准中低收入群体发放

3）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国家已有的政务平台提高发放效率和精准度，如个税申报系统、社保系统、电商平台等

尽管消费券在刺激消费方面有积极效果，但是也必须指出如果要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消费券政策，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一是消费券可能存在替代和挤出效应；二是在发放过程中稍有不慎可能造成城市-农村、线上-线下、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政策性不公平，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以个税申报系统为例，这套系统面对的是个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群体，而这部分群体按照楼继伟部长的说法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仅为14%。

尽管可能出现一些潜在问题，但也必须认识到当前不存在哪一种万全的政策，虽然消费券也可能带来政策不公的问题，但可以通过更为精准的数字化手段以及当地政府/社区掌握的实际信息予以政策纠偏。不仅如此，当下的政策选择经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相比于消费券可能存在的问题，补贴企业端的政策可能带来更大不公，同时还可能产生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

6、企业应积极调整以尽快适应疫情防控政策下的消费新习惯，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类似公共卫生危机做好预案

眼下，疫情尽快结束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病毒自身变化，企业还应该主动应对、谋划，以适应疫情发展不同情形。大疫至今已经三年有余，不少经济主体都已经开始转变经营模式，譬如：针对目前的消费场景受限这种情况，不少餐饮企业开始研制预制菜。在大家外出就餐减少的情况，上门做饭服务受到不少家庭，尤其是年轻人追捧；再如，针对当前远途游受限的情况，各种周边游、一日游、精品民宿越发火爆。人类与流行病斗争的历史从未中断，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企业、各事业单位应做好预案，例如：配备更好的新风系统、出现突发情况时能有隔离空间、宿舍、就餐区域做好能够单人隔间的准备等。

7、长期来看，应坚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刘鹤副总理指出，当前我国大部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关键在于“好不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得以解决。此外，经济发展最终靠供给推动，从长期看是供给创造需求。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消费潜力依旧很大。此外，中国的大规模市场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电商的数据能够展示一些新趋势：2021年相比于2017年，中国网民消费中精神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服务消费占比不断增加。同时，国货人气越来越高，成交额前10名品牌中国货占比从2017年的60%稳步提升至2021年的90%。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消费者在追求品质经济的路上从未止步，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此外，地产行业的深度下滑也拖累了家具、建筑与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等与地产密切相关行业的消费。以家具行业为例，今年以来，家具行业零售额同比增速始终为负，前9个月均值为-8.66%，相较之下，2021年家具行业同比增速全年均值接近16%。这也表明消费不足的问题不仅仅与疫情导致的社会生产受阻有关，也与中国经济一些深层次矛盾（如：房地产问题）有关。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当前消费的特征、如何促进消费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从需求端发力来提升经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需求能力，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长远需要考量的问题是怎样转换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把需求转换为长期主要的经济拉动力，而当前面临的是救急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

毛振华认为发放消费券有如下几个要点：1）消费券应该以全额的、无条件的、总货币的形式发放；2）消费券是以中央财政支出，而非地方财政；3）建议全体居民每人5000元分两次发放，第一次3000元，用完后再发第二次；4）发放的途径可以以电子货币等支付的形式为主，其他方式为辅；5）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捐赠账户；6）和之前与商家捆绑的消费券不同，本次发放的消费券需要具备完全的现金价值；7）当前情况下挤出效应是比较低的，作为政策可以忽略不计。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认为，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会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水平与国民收入紧密相关，也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收入水平的上升是消费升级的有力支撑。良好的社会保障可以降低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整体居民消费倾向，增强居民即期消费的信心。供给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结构，社会文化、消费政策和法律环境也会对消费倾向和消费模式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

要促进消费发展，从供给端来说：首先，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来促进消费升级；其次，可以进一步优化城乡多层次消费载体，从城市和农村不同层级来完善消费载体；最后，需要打造更加放心舒适的消费环境。从需求端来说，首先，要增强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其次，要完善收入保障，提升消费倾向。

短期来看，随着疫情好转，当前受到疫情冲击比较大的服务业将会迎来迅速的复苏。长期来看，消费升级长期的趋势没有改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也会迎来进一步的发展。此外，理性消费特征会更加明显。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在经济循环断裂的状况中，短期消费刺激是进行经济循环的启动和加速的关键，而不是我们在扩大内需中的辅助性工具。因此，制定一揽子的消费刺激方案非常有必要。

大规模的消费刺激必须要在消费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常态化的状态下进行，而不能有过多的社交隔离和静态管理。这就要求消费刺激政策必须要与疫情防控政策的精准化、科学化、进一步的优化匹配起来，而不是单向而行。此外，在外生冲击和需求不足是一个中期的结构性、趋势性现象的时候，一定要将刺激政策从投资端向消费端进行转换，而不能持续、过度地使用投资刺激政策。最后，扩大内需战略不等同于凯恩斯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它是以结构性的深层次改革为主体的，需要短期和中长期相互配合的举措。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指出，我国目前消费恢复面临三大挑战：疫情冲击、收入制约、信心不足。

居民消费意愿有了一些新特征：1）健康价值型消费广受追捧。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下，健康消费、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价值型消费增速特别快；2）新技术新品消费快速崛起。代表新技术、新设计、新体验等新品消费规模和增速不断走高；3）县域农村消费高速增长。疫情促使中低线城市、县域农村线下消费场景受阻，线上消费规模迅速扩大。乡村振兴的“提质”和“兴农”的效果明显。

在政策建议上，沈建光指出，要加大财政促消费力度，厘清消费券政策的五大迷思。长远看，消费券事实上可以发挥推进消费升级、带动企业生产、改善财政税基三重功效。此外，企业纾困需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大型平台企业、新型实体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应当共建数字生态，帮扶解困小企业。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地方所有的稳增长决策都是围绕着基本建设和招商引资，基本没有稳消费的相关决策和措施。目前已经过了基本建设投资阶段，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中部、西部，楼宇建设已经足够，所以如果还用稳投资的办法来稳增长，将会严重扭曲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

滕泰对于稳消费有三条政策建议：1）从收入端发力促进消费。一种思路是提高当期收入，也就是给居民发消费券或者发钱。另一种思路是提高财产性收入，比如让股市繁荣起来；2）通过全面降息、全面降准等宽松型货币政策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3）在场景端发力助力接触类消费。这涉及到疫情影响和疫情管控如何更加科学、精准，不要一刀切，不要层层加码的问题。

延伸阅读